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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士可杀不可辱”，是我们古人的一种传统观念。这种观念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延续了数千年，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击败各种各样天灾人祸的精神支柱和智慧来源。殊不知，在近现代，这个高贵的观念，却慢慢被抹杀，甚至荡然无存。尊严为何重于生命，士可杀也可辱会怎样？

现如今，这种观念早已变成一种极其稀有的社会资源。作为社会的主要阶级，“士”在维持中华民族传统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。随着“士可杀不可辱”这类信念的迷失，社会文化发展遭受较严重的影响和毁坏，随着“士可杀也可辱”这种观念的蔓延，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
假如一个民族一旦对“士可杀也可以辱”的这种观念接受和认可，那么这个民族的发展和前途就会让人堪忧。遗憾的是，整个民族确实经历过这类凄惨的历史教训，殊不知，人们迄今依然在承担着这种观念带来的历史恶报。

《礼记●儒行》说：“儒有和蔼而不能劫也，可近而不能迫也，可杀而不能辱也。”

其中“士可杀而不能辱”意指士子宁可死，都不甘受侮辱。“士”在之后亦演化为对读书人的泛称。但是，由于杀和辱的二种結果区别很大，假如二者选一的话，绝大部分士还是宁愿受辱也要保全生命。真真正正地做到“士可杀而不能辱”者很少，古有文天祥、方孝孺、今有翦伯赞、老舍等，可以说微乎其微。

终究生命只有一次，脑壳砍下就没法再长，而委曲求全，或可能在未来咸鱼大翻身，最少也可以苟且偷生。因此很多暴君都认为“士可杀，也可以辱”或者以辱士为乐，辱而不杀，料你也没有胆量去死。

“秦皇焚旧典，汉祖溺儒冠”这是一副古代人的楹联。“汉祖”即汉高祖。《史记●郦生陆贾列传》记载：“沛公不太好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辄解其冠，溲溺在其中。与人言，常大骂。未能够儒生说也。”

被汉高祖羞辱的人，却没有一个自尽的。辱就辱了，听他骂几句也没什么不得了的，大丈夫能伸能屈，不跟一个无赖一般见识。

朱元璋没什么文化，也是典型的大老粗，由于自己的不自信，所以对知识分子有着刻骨铭心的敌视，仍以羞辱士人为快事。这种现象，到明成祖朱棣时期，更加肆无忌惮，朱棣竟然把不愿写谕旨的名士方孝孺一家十族900多口全部诛杀，造就了一个滥杀无辜的历史恶名。

提到文字狱，谁也无法和雍正皇帝媲美，他以阴险毒辣而出名。雍正皇帝四年，年羹尧被赐死，大学家钱名世因与年羹尧曾一起对诗，以“曲尽奉承，赞颂奸恶”获罪，被革职查办，遣送回乡。雍正皇帝还亲自写出“名教千古罪人”悬其门，以表示对其侮辱。之后又差人前去查验该横匾是不是悬挂在门口。又故意组织五位文臣写诗词谴责其“劣迹罪刑”，并且刊印成书，还取名为《名教千古罪人诗》，这种对读书人的持续性侮辱，在历朝历代实属罕见。 有其父必有其子。乾隆皇帝更是充满争议，一方面自己喜好琴棋字画，诗词歌赋，还让纪晓岚组织人编写《四库全书》，另一方面却又喜欢羞辱士人。纪晓岚虽然是一代大儒，但也免不了被他侮辱。

有一回，纪晓岚在朝堂上提了一点建议，想不到乾隆皇帝当场翻脸，恶毒地羞辱纪晓岚说：“朕以汝文本尚优，故使领四库全书，实不过以倡优蓄之。”对文坛领袖钱谦益，乾隆皇帝还在百忙中作诗侮辱钱谦益：“此生谈节义，两姓事君主。胜败都无据，文章那有光？真堪覆酒瓮，常见咏香囊。末路逃禅去，本是孟八郎。”

平心而论，很多士子的受辱全是自作自受。从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来看，知识分子和强权者交往，要想不受辱，须保证具备两点能事：

一是趣味，即充分运用自身的才学知识来讨好主人，他会觉得你有大学问，有用途，言谈举止幽默，举止不凡，相处具有趣味性。二是识趣，必须明白自己身份的低贱，摆正位置，切忌太天真，当说则说，不当说则保持沉默，做到言而务实。

假如没办法做到这几方面，那么就淡泊名利，恬淡世外，就不会受辱。因此，有一个文学家说人生想要不受辱要做到三不交：

不与贵人相交，我不会贱；不与富商相交，我不会贫；不与官宦相交，我不会辱。可以说这绝对是血的教训，能明白此理，既无杀头之祸，又无受辱之虑，不妨一试，如同无拘无束的陶渊明，但那得甘愿孤独，不求名利，也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

参考文献：《史记》《礼记》《明史》《清史稿》